美国经济满足降息条件了吗?

　　全球货币政策走向——尤其是美联储——对资产定价至关重要。对资本市场而言，美联储的行动本身并不完全决定资产价格，市场与美联储行为的预期差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可能更为重要。

　　去年底美联储释放的鸽派信号大幅推升市场的降息预期，但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和通胀数据整体上持续超预期，相伴而来的是美联储官员的公开发言逐渐鹰化，市场的降息预期同步大幅修正，美元指数偏强，美债利率反弹。

　　今年美联储降息的条件愈发受限

　　美联储货币政策方向的调整受“就业”和“通胀”驱动，在特殊宏观背景下，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也会促使美联储快速转向宽松。从就业、通胀的“慢”视角看，今年美联储降息的条件已经客观受限。从金融风险倒逼的“快”视角看，美股大跌似乎是历次降息触发的关键因素，美股不跌难有骤然降息。

　　(一)经济基本面健康，经济循环畅通，就业强劲

　　目前美国居民和企业部门的现金流量和资产负债情况良好，在此基础上，“居民消费-企业盈利-就业市场”之间构成了良性循环。此外，预计今年美国政府支出或维持偏强态势，也能为最终需求提供额外的增量动能。

　　1、健康的居民和企业部门

　　美国健康的居民和企业部门，始于财政和货币政策双刺激：疫情之初，美国政府通过“直升机撒钱”为居民部门提供了可观的收入支持;货币政策大幅宽松，居民和企业部门大量利用再融资改善了支出压力，宽松货币政策也助推了房市、股市等金融资产价格上涨，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进一步改善。成于经济良性循环和产业政策扶持：居民消费修复叠加拜登的产业政策扶持，经济终端需求强劲，“消费支出-企业盈利-就业市场”构成良性循环，即便2022年初美联储开始收紧货币政策之后，居民和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表依然没有恶化。

　　健康的居民部门如何体现?从收支来看，雇员报酬推动可支配收入保持较高增速，现金流支出压力则较小，尤其是按揭债务利息支出，居民的按揭债务现金流偿还能力基本是1980年以来最强。从资产和负债来看，居民部门杠杆率和按揭债务杠杆率稳定维持在低位，相比2019年末还有所下降;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率基本是过去40年最低。

　　健康的企业部门如何体现?从收支来看，疫后美国的企业利润增速高达约8%，接近2015-19年的4倍;大量企业债务以低息置换，今年债务到期压力可控，存量融资成本较低，66%的存量企业债息票利率低于市场隔夜融资利率。从资产和负债来看，2023年美国非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和杠杆率小幅高于2019年，但其现金资产占比较2019年明显上升，也是1960年以来最高，偿债能力有所保障。

　　2、偏强的政府支出

　　2023年，政府支出是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因素，对GDP环比折年率的拉动达到0.7个百分点，而2015-2019年平均为0.4个百分点。

　　今年美国财政支出力度或基本持平于2023年。今年来看，虽然联邦政府的债务付息压力边际增大，但尚未触及历史极值;在大选年，美国财政支出力度或难大幅退坡，2024财年前五个月的支出高于2023财年同期水平，我们预计今年美国联邦政府的实际自由裁量支出和赤字率与2023年大体持平，仍能对经济增长起到较强的支撑作用。从资产和负债来看，美国政府部门的杠杆率升至二战后最高，但相比主要经济体依然不算极端。

　　3、经济良性循环，就业增长强劲

　　健康的居民和企业部门，加之偏强的政府支出，“消费支出-企业盈利-就业市场”的良性循环仍在运转。这一正向的经济循环，从企业与居民存款增速剪刀差上可得以验证，背后的逻辑是，若企业存款增速快于居民存款增速，意味着居民获取工资收入后消费意愿较强，资金迅速回流企业，支撑企业经营和再投资，对应经济向上。

　　要打破这个循环，要么是内部居民和企业部门的债务压力逐步积累带动循环螺旋缓慢降速，要么是外部压力(比如金融风险、地缘冲突等)“强制性”地短期快速打破。目前而言，外部压力很难判断也难以捕捉，基准情形仍是倾向于前一种情况的概率较大，这也意味着，今年美国经济增长或仍然偏强，就业市场不会快速降温或恶化。

　　(二)去通胀之路波折，实际利率逻辑遭到挑战

　　实际利率的逻辑，是市场认为美联储今年将进行预防性降息的主要依据。为避免通胀持续回落进而不断推高实际政策利率，从而对经济增长前景施加额外压力，基于通胀下行预期，市场预计今年美联储应进行“预防性”降息，这也符合鲍威尔所说的“降息可能只是经济正常化的信号”。由此，通胀应成为美联储降息时点的判断指标。

　　但目前来看，在经济良性循环推动下，服务业通胀回落慢于市场预期，导致整体去通胀进程受阻，实际利率的降息逻辑正在遭受挑战。

　　一方面，近期美联储官员对通胀的表态“鹰派”。虽然鲍威尔在3月FOMC会议上对开年通胀超预期的表态相对乐观(数据有颠簸但去通胀的大趋势未变)，但最近两周，在美联储官员的公开发言中，对“高”通胀的关注和担忧明显上升，强调通胀对降息时点和幅度存在掣肘。

　　另一方面，核心通胀可能从年中开始进入3%左右的平台期。鉴于1-2月份环比数据偏强以及去年下半年低基数影响，美国核心CPI同比可能于6/7月份进入3%左右的平台期，到年末降至2.8%左右。我们曾历史复盘，通胀降至2.5%左右可能是美联储降息的重要时间节点，但目前来看，今年可能很难达到。那么，以实际利率的逻辑推断美联储将于年中开始预防性降息的预期，就存在明显的修正风险。

　　(三)金融市场潜在风险可控

　　金融市场冲击或金融风险，可以推动美联储短期快速转向宽松，目的是平抑资产价格扭曲、修复市场功能。当下而言，尚看不到较为明显的潜在风险因素。

　　其一，美股不大跌，美联储难以大幅降息。鉴于以股权和基金为代表的金融资产在美国居民资产中占比最大，若美股大跌，将外生冲击居民资产负债表，逆转财富效应。据历史经验，美股大跌是美联储快速转向宽松的重要推动因素，比如2001年、2007年和2019年。当下来看，从宏观盈利和微观市场结构来看，美股下行风险有限。宏观层面，今年年初以来，受强劲经济前景的影响，市场明显上调了今年标普指数的盈利预期。微观层面，零日到期期权(0DTE Option)交易从2022年年中之后快速飙升，接近标普期权交易量的50%，“Volmageddon 2.0”的担忧始终笼罩市场，但0DTE期权主要用于结构性产品增强收益，与2017-18年单边做空VIX的ETF行情不同，双边押注更为平衡，做市商实际净风险敞口较小，0DTE期权交易似乎没有明显的市场影响。潜在的美股风险点，可能是业绩MISS引致美国AI科技股大幅退潮，但目前无法定价。

　　其二，银行体系经营指标整体稳健。受益于负债端成本粘性，随着美联储加息，美国商业银行的净息差回升至疫情前的中枢水平，截至去年底，净息差为3.28%，2015-2019年为3.25%。其余经营指标亦整体良好，截止去年底，各类型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基本持平于2019年的水平，贷存比低于2019年的水平，不良贷款拨备率明显高于2019年的水平，贷款逾期率保持在低位。

　　其三，对冲基金对国债市场的潜在冲击可控。对冲基金的美债基差交易规模或已超2018-19年，叠加美债收益率波动加大，给美债市场带来一些潜在脆弱性，但风险仍然可控，原因在于目前美债期货市场杠杆大幅下降，对冲基金杠杆率平稳，货币市场流动性仍较为充足，美联储和SEC的监管关注度明显提高。

　　(四)总统大选年并不必然对应货币政策宽松

　　市场有观点认为，在大选年，美联储或因政治因素而转向宽松。但从历史经验和一些海外文献研究来看，并无有利证据表明总统大选会干扰美联储的政策取向，在总统大选年，美联储依然保有独立性。

　　自1982年美联储以联邦基金利率作为操作目标以来，至今共经历10次总统大选，在大选年降息的有5次，保持利率不变的有1次，加息的有4次。在11月大选日前半年内调息的情况也较为常见，时间距今较近的，比如2008年(10月降息100bp)、2004年(6/8/9/11月分别加息25bp)、2000年(5月加息50bp)等等。

　　从海外研究来看，虽然并不否认央行官员的观点和行为会受到政治制度环境和官僚主义的影响，但除1972年尼克松施压于伯恩斯之外，并没有实证结论支持“总统大选会对美联储利率政策取向造成明显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