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局势：风暴中的也门（三）

　　埃及

　　二战结束伊始，埃及是阿拉伯世界最有实力的国家之一，在民族独立、实现阿拉伯民族自决、反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上发挥重要领导作用。战后欧洲国家元气大伤因此放松了对殖民地的控制，阿拉伯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兴起，埃及在1952年摆脱英国控制成立共和国，并在首任总统纳赛尔的带领下高举泛阿拉伯主义与社会主义大旗，号召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对抗殖民统治。但在阿拉伯半岛上，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国依然延续宗教王权统治，以埃及为首的共和制国家与海湾王权国家在政治外交领域的分歧加深。

　　此时叙利亚遭遇以色列和土耳其两国的双重威胁，急需与其他阿拉伯国家联合。埃及因修建阿斯旺大坝事件与英美针锋相对，又因苏伊士运河国有化问题与英国、法国、以色列爆发了第二次中东战争，内外交困的处境与叙利亚相似，埃叙两国于1958年成立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由于埃及与叙利亚在冷战期间接受苏联援助，其他亲美阿拉伯国家与之疏远，仅有因石油资源匮乏希望借助阿联发展的北也门加入。但后期埃及过度干预叙利亚引发国内民众不满，1961年大马士革士兵发动政变后叙利亚退出阿联，北也门随即退出。

　　1962年，北也门爆发内战，冲突双方为支持穆塔基利亚王国的保皇派与支持共和国政权的共和派，沙特、约旦、埃及、叙利亚等国均不同程度的干预了这场长达 8 年的内战。沙特与约旦均为宗教王权国家，担忧也门共和派废除君主制运动蔓延对本国统治造成冲击，支持北也门原君主巴德尔国王及其号召的保皇派势力，埃及、叙利亚与阿尔及利亚支持共和派，并多次提供紧急援助，最终帮助共和派击溃保皇派。北也门内战期间部落武装力量得到加强，形成了部落武装、国家武装、外国武装等多重力量交织的复杂态势并延续至今。2017年也门民调中心就“谁能给你们提供当地的安全保障”这一问题开展全国性调研，仅16%受访者认为是军队等国家安全部门，政府与非政府武装力量并存已成为也门民众习以为常的安全格局。

　　在北也门内战中苏联与美国的参与程度较低，更多是埃及与沙特角力。对于美苏两大国来说，也门资源贫乏、生产力低下、内部宗教部落矛盾复杂，远非埃及或沙特这样在中东体量与影响力兼具的最优代理人选择。而埃及与沙特之所以选择也门，分析认为有以下三点原因：

　　首先，也门的位置与沙特南部接壤，与埃及共扼苏伊士运河-红海-曼德海峡-印度洋运输通道，对于沙埃两国来说，建立与本国亲近、易于控制的也门政权是维护利益的关键。

　　其次，对于埃及总统纳赛尔而言，向也门进行势力渗透不仅树立其个人和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声望，以推广社会主义制度为由获取更多苏联支持，更有利于实现埃及巩固第二次中东战争后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呵阻英法以三国的目的。

　　与埃及相比，沙特参与北也门内战的原因更加清晰直白，一个国家某种程度上可以选择自己的制度，但永远无法选择自己的邻居，只能通过干预塑造出符合自身利益、更加安全的邻国。

　　沙特阿拉伯

　　沙特与也门的恩怨始于长达1500余公里的共享边界线，沙特开国君主伊本·沙特曾与也门国王叶海亚于1934年在奈季兰、阿西尔和红海沿岸提哈马等地区发生冲突，沙特向也门发动进攻并占领部分领土。阿拉伯国家出面调停后，为避免英国等殖民势力卷入，伊本·沙特同意和谈并与也门签订《塔伊夫条约》。沙特军队撤出也门后，被占领的也门领土吉赞、奈季兰和阿西尔正式划入沙特阿拉伯王国版图，“割地之耻”始终是沙也关系绕不开的历史问题，也门作为沙特 “后院”在沙特外交战略中占据关键地位。

　　对于沙特来说，维护家族统治是一切对内对外政策的根基，而也门建立共和国、推翻君主政体、卷入阿拉伯之春运动、胡塞武装抵制沙特瓦哈比教义宣扬什叶派思想，对沙特的家族统治与王国的治理根基构成巨大威胁。两国共享绵长边界线，沙特的原油外运更依赖亚丁湾、红海、曼德海峡等极易被也门把控的地理要塞，扶植亲近沙特的也门政府并控制伊斯兰革命和共和运动的外溢影响，成为沙特对也门政策的核心。

　　上世纪70年代，沙特通过石油产业实现经济腾飞，吸引了大量也门劳工并带动也门的外汇创收，巨额石油财富流入一定程度上疏解了也门政府的财政困难。但是沙特在南北也门问题上并不希望看到一个统一团结的也门，北也门与沙特在北部边境的石油利益分配上存在争议，南也门受苏联援助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与沙特都存在利益冲突。因此，在1962年北也门内战时，沙特支持巴德尔国王并在其失败流亡后接纳他入境，北也门共和国正式成立后沙特采取“联北抗南，阻止统一”的思路，一方面拉拢反对统一的北也门部落势力(如哈希姆部落的艾哈迈尔家族)，另一方面通过经济、军事援助向北也门萨利赫政府渗透。当然，沙特对也门的干预也离不开美国支持，南也门作为苏联势力受到美国忌惮，在美国与沙特阻碍下也门南北统一的进程缓慢。

　　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前夕，沙特受到来自强大北部敌人伊拉克的威胁，对南部也门的控制放松，南北也门于1990年实现统一。1994年萨利赫与比德政府南北矛盾重现时，沙特希望借机分裂也门，转而支持前期打压的南也门社会党。911 事件爆发后，沙特对也门的政策与美国协调同步，以两方面利益为核心：一方面是支持萨利赫及后期的哈迪政府，控制和扶植也门政府对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另一方面是配合美国的全球反恐政策，打击也门境内的基地组织分支。

　　阿拉伯之春运动爆发后也门国内出现政治危机，萨利赫总统被迫辞职让位于哈迪，也门进入哈迪政府与胡塞武装对峙的转型过渡期。2015年，胡塞武装进攻哈迪政府，哈迪被迫逃亡至沙特请求援助，沙特于3月26日纠集10国(沙特、阿联酋、埃及、摩洛哥、巴林、约旦、卡塔尔、苏丹、塞内加尔、科威特)对胡塞武装发动“果断风暴”军事干预行动，此举不仅为塑造稳定有利的周边环境，也是沙特对外转移内部压力进行权力迭代的手段。2015年沙特萨勒曼国王继位后希望将权力收归自己的母族成员中，而由前任国王指定的王储穆克林拥有一半也门血统，此时发动对也门的武装行动可谓一举两得：如果成功即可打击什叶派胡塞武装及其支持者伊朗的气焰，在王室内为萨勒曼派系树立声望，一旦失败也会激发王室成员对也门的仇恨，进一步削弱穆克林王储的继承合法性。

　　“果断风暴”行动中沙特明面与胡塞武装及伊朗角力，暗处与阿联酋竞争主导地位。由于所属伊斯兰教派不同以及两国在中东地区的实力相持，沙特与伊朗一度关系恶化，叠加以色列与美国持续渲染“伊朗威胁论”，沙特对伊朗的军事实力和伊斯兰革命对外输出的影响非常忌惮，也因接壤的也门境内胡塞武装受到伊朗支持而深感威胁。2016年沙特以从事恐怖主义活动为由处决一名什叶派神职人员，此举在阿拉伯之春运动后再次激化什叶派与逊尼派的教派矛盾，愤怒的伊朗示威者攻击了沙特驻德黑兰大使馆，两国断绝外交关系。在对也门的军事行动中，沙特通过海、空两个渠道出兵援助哈迪政府军，为反胡塞武装力量提供军事训练、武器装备与资金支持，封锁也门西部港口限制胡塞武装获取伊朗援助，但由于沙特军队作战经验少，“果断风暴”行动将沙特拖入了长达8年的持久消耗战中，沙特未能取得预期效果，还因为也门的人道主义危机遭受国际社会谴责。

　　除沙特外，美国也通过阿联酋对也门进行干预，数据显示2009-2016年美国向阿联酋出售了27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其中1/4被用于也门战争。阿联酋支持也门境内的南方运动，与沙特支持的哈迪政府军虽在对抗胡塞武装上存在共同利益，但仍有权力分配和作战规划上的矛盾，沙特不愿见到阿联酋在自己的“后院”也门实力扩张，2017年南方运动成立南方过渡委员会后与哈迪政府军分离，二者多次在亚丁附近发生武装冲突。

　　伊朗

　　伊朗被认为是胡塞武装的重要支持者。伊朗信奉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而非胡塞武装宰德派，主体为波斯人而非阿拉伯人，与也门相距较远，因此伊朗在也门的利益有限，两者合作更多基于对抗共同威胁。胡塞武装的口号是“真主伟大”，反对美国、以色列和犹太人，攻击沙特立国之本瓦哈比教义及其与美国的密切关系。这与伊朗在某程度上出现利益重合，且两者共同信奉什叶派伊斯兰教，伊朗通过支持胡塞武装有效提升自身在西亚北非地区的影响力，对沙特形成掣肘的同时分化海湾国家联盟。

　　在20世纪90年代，胡塞武装便与伊朗建立起联系，胡塞父子都曾去伊朗学习或生活过，什叶派精英前往伊朗学习宗教的传统在这一时期形成。伊朗对胡塞武装提供的支持包括：(1)为胡塞武装提供军事训练，据报道胡塞武装曾在伊朗库姆附近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训练营接受训练;(2)提供武器装备;(3)提供资金与外交支持。近期中东和解趋势增强，沙特与伊朗在中国调解下实现和解，且海湾国家目前的重点是经济转型而非卷入冲突，因此伊朗与胡塞武装最直面的对手方是以色列及其背后的美国。

　　伊朗-胡塞武装并非传统意义的赞助-代理关系，两者在意识形态上共同与以色列、美国对立，但并未在任何冲突中联合应对危机或反击外敌。胡塞武装的首要任务是与也门内部的政府军势力拉锯，而非直接对外，因此两者并未建立起牢固的联盟或伙伴关系。另外，胡塞武装具有较强的自主性，作为地方性政治组织的性质从未改变，基本诉求是改善宰德派在经济、政治、宗教领域的处境，其行动很大程度受到也门当地的问题驱动，而非完全被伊朗操控。近期胡塞武装因哈以问题在曼德海峡攻击以色列商船，分析认为是伊朗对以色列释放威慑信号，而非以挑衅或作战为目的，美国联合多国护航舰队出动后冲突将得到有效控制，但长期来看胡塞武装仍是红海-亚丁湾-阿拉伯海地区的最大变数之一。

　　也门胡塞武装扼守曼德海峡，冲突一旦爆发对全球航运影响较大。哈马斯与以色列冲突尚未平息，地缘政治仍存在较大的变数与风险。多个权力机构分化也门国家主权，内部权力斗争与外部大国干预加大也门重建国家和恢复和平的难度。